军人常服上的黄绳子究竟是什么 有什么意义 这里告诉你答案

style="text-indent:2em;">各位老铁们好,相信很多人对军人常服上的黄绳子究竟是什么有什么意义都不是特别的了解,因此呢,今天就来为大家分享下关于军人常服上的黄绳子究竟是什么有什么意义以及黄带子花怎么弄好看的问题知识,还望可以帮助大家,解决大家的一些困惑,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本文目录

  1. 军人常服上的黄绳子究竟是什么有什么意义
  2. 道光皇帝为何把自己的儿子过继出去这个儿子后来怎么样了
  3. 胤禩与胤禟怎么死的,他们究竟葬在何处

军人常服上的黄绳子究竟是什么有什么意义

这种常服上的“黄绳子”,正式的英文名称是Aiguillette,现代人民解放军常称之为“绶带”,实际并不贴切,清末、民国时代中国军队翻译为“参谋带”,才更加接近于这个东西的历史渊源。

历史渊源

(参谋带的历史源于拿破仑战争时期的法国军队)

参谋带的历史自然和参谋有关,缘起于拿破仑战争时代,当时随军的秘书、参谋人员因为需要随时随地进行簿记等工作,尤其是经常要骑在马上完成记述命令、草拟文件以及图上作业等工作,为了方便起见,于是习惯性在肩章上栓根绳,绳子的一头扣上粉笔或者铅笔(也是拿破仑战争中开始普遍出现),这样方便随时拿笔。同时,为了右手握笔书写方便通常是挂在左肩。

这种系在军人肩侧的绳绦,于是成了参谋、文书人员的重要外在标识。

参谋带时期

参谋带后来逐渐演变成一种纯粹的装饰品,头上不再系着铅笔或者粉笔,代之以金属的笔状装饰物。

(参谋带头上的金属吊坠,实际上就是“铅笔”的化身)

(中国近代将Aiguillette译为参谋带,是非常接近这种装饰历史典故的译名)

(民国北京政府时代的一张有趣照片。合影中的2名参谋都按照当时的规范,在左肩佩戴了参谋带,表示自己的参谋身份。由于海军蓝色公服没有肩章,为了方便佩戴参谋带,两个人都在左肩上装了专门为挂参谋带用的单肩章)

(高级官员穿着大礼服、礼服时,为了好看也佩戴参谋带。不过除非自己真的是参谋长、参谋之类,否则都会把参谋带挂在右肩,以示和参谋人员的区别)

在改为装饰品之后,实际上这种带子普遍是参谋人员佩戴的,以表示其参谋的身份,无论穿着礼服、常服都要佩戴,通常套在左肩膀的肩章下(海军的蓝服因为一般没有肩章,参谋人员在佩戴参谋带时,会额外装一个单肩章)。

因为觉得这玩意有很不错的装饰效果,以至于其他军官在穿着大礼服、礼服时,为了突显豪华气派,也挂上了参谋带。不过为了表明自己不是参谋人员,非参谋人员通常是佩在右肩。

五花八门时期

参谋带发展到二战时代以后,乃至到了现代,进入了一个“礼崩乐坏”的五花八门时期,在很多国家渐渐被当作了一种非常普遍的制服装饰品而广泛运用,而不明白其本来的文化寓意。

不仅军人佩戴,甚至于警察、保安乃至所有制服上,为了好看,都可以拴上参谋带。

但是也有一些国家,仍然保留着参谋带的传统用法。

(人民解放军把参谋带称为绶带,具体的佩戴方法采取的是“男左女右”)

而人民解放军对于这种带子,除了军乐队、仪仗队普遍采用外,其他军官在穿着礼服时按照“男左女右”的佩戴方式,如果按照其传统寓意,男军官就全成了参谋人员。

道光皇帝为何把自己的儿子过继出去这个儿子后来怎么样了

整个清朝二百六十八年(指入关后)的历史中,共计有皇子九十七人(清太祖生前未称帝,其十六个儿子不计入皇子范畴,康熙帝按全部三十五个皇子计算),其中清太宗崇德帝皇太极皇子十一人、顺治帝皇子八人、康熙帝皇子最多,有三十五人(占清朝皇子数量的三分之一)、雍正帝皇子十人、乾隆帝皇子十七人、嘉庆帝皇子五人、道光帝皇子九人、咸丰帝皇子二人、同治帝、光绪帝、逊帝皆无后。

在这九十七位皇子中,有六位先后奉皇命过继给其他宗室为嗣子(嗣孙),即:

康熙帝第十六子允禄,于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出继清太宗之孙、承泽亲王硕塞之子庄靖亲王博果铎为嗣子;

雍正帝第十子弘曕,于乾隆三年(1738年)三月,出继康熙帝第十七子,果毅亲王允礼为嗣子;

乾隆帝第六子永瑢,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二月,出继康熙帝第二十一子慎靖郡王允禧为嗣孙;

乾隆帝第四子永珹,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十一月,出继康熙帝第十二子履懿亲王允裪为嗣孙;

道光帝第五子奕誴,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正月,出继嘉庆帝第三子惇恪亲王绵恺为嗣子;

除了以上五次正常情况下的皇子出继以外,清朝还有一次特殊情况下的皇子过继——雍正帝第三子弘时,因某些不便言说的隐私之事,于雍正四年(1726年)二月,被雍正帝撤黄带子(黜宗籍)、玉牒除名(开除宗室族谱),勒令他给已经被革爵、黜宗籍、改名阿其那的的八叔允禩当儿子(允禩有亲子弘旺,弘时是被皇父雍正帝断绝了父子关系、并赶出了皇室,并不是单纯的过继给允禩为嗣子)。

在这六位出继宗室的清朝皇子中,道光帝第五子奕誴是最后一位,和他的兄弟咸丰帝奕詝、恭亲王奕?、醇亲王奕譞相比,奕誴的名气不算大,事迹也不算多史书上籍籍无名。但他也有特别的地方值得称道,其为人率性自然、敢说敢做、敦厚随和,在皇室子弟中的品性,和宗室前辈和亲王弘昼、庆亲王永璘倒是颇有相似之处;且奕誴不以自己的皇子亲王身份为矜,很愿意微服出府,和平民百姓一起聊天、喝酒,因此对民间疾苦比较了解,常为百姓们向皇帝请命、促使朝廷施行善政;京师(北京)周围,奕誴在当时就有“贤王”的称号。他的一生不说“传奇、轰动”,也绝对可以用“精彩”两字形容,在民间野史中,奕誴的名气最大、口碑最好。

道光十一年(1831)六月十五,道光帝第五子降生,而仅仅六天前,道光帝才得到了第四子;其中,皇四子的生母是全贵妃钮祜禄氏(即将来的孝全成皇后),皇五子生母是祥妃钮祜禄氏(和全贵妃同族,清朝开国功臣、弘毅公额亦都的直系后裔)。两个婴儿满百日后,道光帝为皇四子起名为“奕詝”,皇五子起名为“奕誴”。

就在这两个皇子出生前的两个月,道光帝当时唯一在世的儿子、皇长子奕纬因病去世,而道光帝的皇次子奕纲、皇三子奕继早在幼年时就夭折了;所以,奕纬去世后,时年已经五十的道光帝居然一个在世皇子都没有了,几乎到了“断绝后嗣”的地步。

不过天无绝人之路,奕纬去世时,道光帝的后宫中已经有两位嫔妃怀有身孕(即全贵妃、祥妃),因此道光帝将再得皇子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这两位妃子身上,期盼着能够获得两个健健康康的儿子,以维系帝室大宗传承不至于断绝。

因为皇帝之前的三个皇子都已经去世或夭折了,所以全贵妃和祥妃谁能先一步诞育男婴、且平安长大的话,那么他就将是道光帝实际上的在世最长子,将来在“秘立储君”时也能占据先天优势,有更大的机会被立为储君。

所以,后世民间有传言,当时全贵妃比祥妃后受孕,但为了抢在祥妃之前产子,从而为儿子占据“实际长子”的位置,全贵妃冒着极大风险,暗中收买太医院的御医,用催生药物促使自己抢在祥妃之前六天分娩,顺利诞下了一位皇子,使自己的儿子抢占了“皇四子”的位置,而自己也以诞育实际上的皇长子之功,被道光帝爱屋及乌,继去世的孝穆成皇后、孝慎成皇后之后,得以立为道光帝第三任皇后(孝全成皇后)。

皇四子奕詝凭借着比五弟奕誴早出生六天的优势,再加上后天“仁德纯孝”的表现和“在世最长皇子”的身份,成年后顺利被道光帝秘立为皇储,并于十九年后的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继位,即咸丰帝。

但因为当年孝全成皇后催生时所用的药物副作用太大,所以咸丰帝作为早产儿,一直以来身体状况都不如他的几个弟弟那么康健,登基后只生育了二子一女,三十一岁的时候就在避暑山庄病逝了。而孝全成皇后也因冒险服用催生药,导致身体严重受损,落下了病根,仅仅只在皇后位上坐了六年,就于三十二岁的盛年时,不幸薨逝。

因为咸丰帝和生母孝全成皇后都是早早去世,而皇五子奕誴与生母祥妃都寿过五十,身子骨也始终健康平安,所以“全贵妃用催生药抢先生子”这个传闻在后来流传甚广,几乎被百姓们当真了。其实,按现存的《清宫档案》中的记载,无论全贵妃,还是祥妃,受孕乃至产子的情况记载十分详细,都是足月生子,并无任何隐瞒。

奕詝、奕誴兄弟的出生只间隔六天之事,确实是凑巧了,而后来咸丰帝奕詝及其生母孝全成皇后也“凑巧”地在三十左右就因病去世,这才有了后世好事者的推测和臆想,虚构了全贵妃用药催产之事,以满足民间百姓们对皇家的探究和好奇心而已,根本没有实据。奕誴,确确实实是道光帝的第五子,排行没有任何问题。

虽然仅仅比四哥咸丰帝奕詝小六天,但和奕詝循规蹈矩、“仁德纯孝”的品德相比,奕誴从小就粗犷鲁莽,率性不羁,书念得那更是一塌糊涂,几乎把教他的师傅气了个半死;再加上奕誴从小就相貌丑陋、言辞也粗鄙少文,所以自幼就不得皇父道光帝的宠爱,和四哥奕詝、六弟奕?、七弟奕譞远不能相比(奕誴的生母祥妃不受宠、甚至多次被道光帝处罚、降位,也是奕誴不得皇父欢心的重要原因之一)。

道光帝三弟惇亲王绵恺,是嘉庆帝第二个皇后、道光帝的继母恭慈皇太后(即孝和睿皇后)的亲儿子;绵恺品性不拘小节,行事骄纵无礼,依仗自己是皇太后的亲儿子,办差时既不稳重也显轻浮,多次因不严谨行事而被皇兄道光帝加以斥责、降爵,当了十九年亲王,居然前后相加、被罚了十八年的俸禄。也就是绵恺是恭慈皇太后的亲儿子,道光帝感念皇太后当年支持自己继位的恩德,所以才忍住火气,一直没有对绵恺加以实际性地重处,但对这个糊涂颟顸的弟弟,道光帝那是相当头疼。

绵恺一生,只有一个独子奕缵,可早在道光元年(1821年)、五岁时就夭折了,此后绵恺再也没有其他子嗣出生。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二月,惇亲王绵恺去世,年四十四岁,身后没有能够奉祀的子嗣。道光帝看在恭慈皇太后的面子上,想要给三弟过继近支宗室子弟为嗣子,以承香火。

但嘉庆帝的诸子中,长子年幼早夭,没有后裔,次子即道光帝,三子是绵恺本人,四子绵忻只有一个独子奕志,五子绵愉诸子此时还没出生;所以,如果要给绵恺过继嗣子的话,那只有从道光帝自己的皇子中出继才行。

而道光帝前三子奕纬、奕纲、奕继此时皆已经去世或者夭折,皇四子奕詝、皇五子奕誴、皇六子奕?虽已出生(皇七子奕譞生于道光二十年,皇八子奕詥、皇九子奕譓更是在道光二十四年后才出生),却都才是六七岁左右的幼儿,将来是个什么情况还不一定,且道光帝也年过五十,继续诞育皇子心里也没底。

因此,道光帝思虑再三,还是不敢冒险,将本来就不多、而且年纪又还小的几个皇子过继一个给弟弟,如果将来万一有个突发事件,那么自己这一脉的传承可就危险了。

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时,六十四岁的道光帝又接连获得了三个皇子(即皇七子奕譞、皇八子奕詥、皇九子奕譓),并且排行居前的皇四子奕詝、皇六子奕?也逐渐成长起来,身体也很平安健康,皇室大宗不再有绝嗣的危险了。于是,道光帝在这一年初,按照祖宗所定的“秘密建储制度”,把行事稳重、品行仁厚的皇四子奕詝秘立为皇储(立储诏书中还特别写明,将来奕詝凭借密诏继位后,要将一直以来都颇得皇父喜爱的皇六子奕?封为亲王;这在清朝所有传位诏书中,是唯一一例)。

也就在同一年,道光帝确立了皇储后,下定决心,将一直以来不受自己待见、为人粗鄙荒唐、行事不着四六的老五奕誴过继给和他一样有着轻浮粗俗品性的三叔惇恪亲王绵恺为嗣子,让这两个性格方面十分接近的爷俩儿去做宗法上的父子去,眼不见心不烦。

想到了就马上做,道光帝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正月下达了谕旨:“朕弟惇亲王绵恺,已薨经年、尚无承嗣之人;今著将皇五子奕誴过继于惇亲王为嗣,并即袭封惇郡王。着钦天监并内务府于本年内为奕誴择吉期挑选府第,伊一应章服,仍照皇子份例服用,应领俸禄,于本年春季为始,照例支领。”就这样,时年十五岁的皇五子奕誴,在皇父道光帝的安排下,出继给三叔惇亲王绵恺为承嗣子,从宗法上失去了皇子的身份。

不过出继也不是坏事,根据道光帝的谕旨,奕誴过继给叔父后,可以降等承袭绵恺的爵位,袭爵为“惇郡王”。所以,在道光帝诸子中,奕誴是第一个封王的;而这时候,道光帝其他皇子,包括奕誴的四哥、后来的咸丰帝奕詝在内,都只是一个普通皇子,没有任何爵位。

虽然道光帝在安排过继时,下诏让内务府和钦天监给奕誴挑选吉日和府邸,“择日移居”,但因为奕誴年纪尚小(十五岁),所以他并未马上离开皇宫,而是依旧留在乾西二所的皇子居所内,和其他兄弟一样继续在上书房读书,并无任何不同待遇(郡王的服饰、俸禄也没有立即享受)。

两年后,十七岁的奕誴被道光帝指婚,迎娶了喀喇沁扎萨克杜棱郡王色伯克多尔济的女儿乌梁海济尔默特氏为嫡福晋,并随后分府出宫居住,这才真正开始进入“惇郡王”的角色,享受郡王待遇,以及奉旨参与办差、行事。

从奕誴能够以“出继宗室”的名义而率先在道光帝皇子中获得王爵这件事情上来看,其实道光帝对于这个“任性粗犷”的儿子,应该还是存有呵护之心,尽到了作父亲的责任的,并提前给予了奕誴王爵(就连心目中的皇储奕詝、以及皇子中最聪慧机敏的奕?都没能同时得到王爵),道光帝的爱子之心,不能因为他把奕誴过继出去、取消了他的皇子身份以及大统继承权而被抹杀。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道光帝在圆明园慎德堂驾崩,年六十八岁。临终前,道光帝向围绕在病榻前的诸王公大臣——宗人府宗令定亲王载铨,御前大臣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军机大臣穆彰阿、赛尚阿等人出示了四年前写下的传位遗诏,正式宣布由皇四子奕詝在自己驾崩后继承大统、承袭皇位。正月二十六,皇四子奕詝在皇宫太和殿正式即位,以明年为咸丰元年,奕詝即咸丰帝。

咸丰帝刚刚登基,即加恩给诸弟,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二十七下达晋封弟弟们为王的谕旨;其中,六弟奕?因为有皇父道光帝“皇六子奕?为亲王”的遗诏,所以直接封为“恭亲王”,七弟奕譞则封“醇郡王”、八弟奕詥封“钟郡王”、九弟奕譓封“孚郡王”。而名义上已经被过继给三叔惇亲王绵恺、并降等承袭“惇郡王”爵位已经四年了的五弟奕誴,这一次却没有因兄长登基而被加恩、晋封为“惇亲王”,依旧只是惇郡王。

不过,和其他弟弟一样,奕誴在为道光帝服丧百日期满后,经咸丰帝加恩,可以使用“戴用红绒结顶冠、穿蟒袍朝服、用金黄色衣冠”的资格,这都是皇子亲王才能得到的待遇。

当初,奕誴过继给三叔惇亲王绵恺为嗣子时,也继承了绵恺在圆明园旁的熙春园中的一半产业,并改名为“清华园”,后来奕誴年老去世,清华园在他的后代中传承。清朝灭亡后,清华园辗转归于留美学务处肄业馆“清华学校”,经过时代的变迁和发展,最终发展成为今日中华赫赫有名的顶级学府——“清华大学”。

奕誴小时候贪玩不爱读书,性格上也粗鄙少礼,道光帝在世时很是担忧这个儿子将来会因骄纵不法而成为一个乖戾残暴的人,或许会被国法所严惩,最起码也会和他名义上的嗣父绵恺一样,犯错不断、斥责无数。

但出乎意料的是,奕誴长大成人后,心态却出奇的平和,从来不以自己的王爷身份为逞,而是平易近人、不拘小节,不摆架子;上至王公贵戚、下至贩夫走卒,奕誴都可以与之交往。夏天,奕誴可以穿着短褂,摇着蒲扇,一个人到什刹海岸边一边乘凉,一边和老百姓们详谈;冬天,奕誴又往往会裹着羊皮袄,单独到正阳楼去吃涮羊肉、喝羊汤,有时甚至在路边的“大酒缸”(散酒店)内跟一帮子出苦力的脚夫、轿夫们一起喝廉价白酒,同时还聊得热火朝天。谁也不会知道,这个看起来普普通通、行事随和,秉性豪迈的中年人,居然是当今皇帝的亲弟弟、朝廷宗王。

也就是在不断和底层的百姓们的攀谈、交流中,奕誴获得了许多朝中显贵们都不太清楚的市井百态、趣闻轶事,以及民间的疾苦,他也能够站在老百姓的角去想一些问题度,并为他们向朝廷请命,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当时宗室王公中,没有人比奕誴更知道民间的喜怒哀乐,奕誴也时常以自己了解到的情况向朝廷和皇帝奏报,促使朝廷行善政于百姓。从爱民这一点上来说,奕誴比他的亲兄弟们都要强百倍。

久而久之之下,京师附近的百姓们都知道了这位王爷的“古道热肠”事迹,并亲切地称呼他为“小五太爷”。奕誴的事迹也被后来的文学影视艺术作品演绎过,并流传于后世,口碑甚佳(著名演员何冰老师,就曾生动演绎过他的故事)。

咸丰帝即位后,奕誴被授予了“内廷行走”的权力,可以参与管理皇宫护卫、及代皇帝祭祀等礼仪性事务。但奕誴确实是大大咧咧惯了,有时候不注意小节,出现了迟到、忘事等疏忽和纰漏,因此多次被咸丰帝降旨“申饬”。不过这些事情都不是什么原则问题,咸丰帝也是为了维护皇权的严肃性,所以才按规矩对五弟象征性地“训斥”下,做个样子也就罢了,谈不上“苛责”二字。但奕誴终究在“大大咧咧、尊卑一视”的行事风格上栽过跟头。

咸丰三年(1855年)十月,有一个卖馒头的民间小贩王库儿,凭着无意中拾到的一块皇宫銮仪卫腰牌,居然堂而皇之挑着担子进入到紫禁城内,正大光明地在端门外买起了馒头来。因为馒头确实做得好,所以王库儿的顾客中不仅有太监、宫女、侍卫们,居然还有上朝的王公大臣;因为大臣们参加早朝起得早,早饭来不及吃,散朝后,看见摆在端门外的馒头摊子,还以为是皇帝体恤臣子,专门设了这么个馒头摊来方便臣子们用早饭,心中感激得很。

于是,诸位王公大臣们没有多问,都开始在早朝散了后,到王库儿的摊子上卖馒头,同时给钱还很大方。长久以往,王公们和王库儿都熟悉了,有一次王库儿生病没有按时来出摊,某位王爷散朝后没买着馒头,还特地打听,请了御医去给王库儿看病。

王库儿的馒头买卖,在皇宫中一卖就是一年多,最后就连后宫中的嫔妃们都知道皇宫内有个特好吃的馒头摊子,也时常差人前去购买,当做改换口味。后妃们一直以为,这是皇帝体恤臣子,所以命人设了这么个摊子,以方便大家。

王库儿的红火生意,一直做到了咸丰五年(1855年)正月,直到咸丰帝某一次和钮钴禄氏皇后(即后来的慈安太后)闲谈,皇后无意中说起了王库儿的馒头摊,还带着崇敬的语气称颂咸丰帝“仁厚贤明、体恤臣下”,用这个方法来解决上朝大臣们的早饭问题,以及给后宫妃嫔们改善膳食。

咸丰帝听得一头雾水,心说我什么时候让人在皇宫中摆摊子卖馒头了,而且皇宫乃庄严肃穆之地,突然冒出个馒头摊子,这算怎么回事嘛!于是咸丰帝立即下谕旨给銮仪使及领侍卫内大臣们,让他们彻查此事。

经过一番调查,事情很快就搞清楚了——王库儿当初捡到的那块腰牌,是銮仪卫侍卫袁士栋遗失的,而袁士栋丢了腰牌后,不敢向主官汇报,自己偷偷做了一个补上,因此,才有王库儿捡到腰牌、在紫禁城卖了一年多馒头的事情。这还是幸亏没让刺客、反贼之类的人捡到,那要是捡到的话......!

搞清楚事情经过后的咸丰帝气得七窍生烟,这么无厘头的事情,居然发生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而且一年多都没人发现,要不是皇后无意中提起,恐怕自己都要吃到王库儿的馒头了!此事,负责守卫皇宫的銮仪使和领侍卫内大臣们断不能推脱责任(估计他们也没少吃王库儿的馒头)。

于是,咸丰帝事后严厉处置了相关责任人,将守卫皇宫的步军统领属下兵丁、銮仪卫有关人等、内廷侍卫纷纷革职、贬官,首要责任人袁士栋甚至被流放边疆;而负有领导责任的领侍卫内大臣、咸丰帝的姐夫、一等诚嘉毅勇公景寿,也被革职、罚俸、退回家中读书,以为惩处。

至于那个卖馒头卖到皇帝眼皮下的王库儿,却出人意料地没受什么处罚,诸多老顾客们(主要是大臣及后宫嫔妃们)纷纷向咸丰帝求情,说这件事情的责任主要是丢失腰牌的銮仪卫、以及守卫皇宫的侍卫们,王库儿一个小老百姓又不知道这里面的要紧处,况且对王库儿不加严惩,更能显示我皇上“仁德爱民、体恤百姓”。

因此,咸丰帝虽然心中膈应得很,但确实不好对王库儿重重治罪,王库儿也确实没犯什么死罪;最后,咸丰帝只得按《大清律例》中的——“擅入皇宫者,杖一百”条例,让刑部判处王库儿“杖一百”,打他一百棍子,以后再也不准他在皇宫中卖馒头,也就罢了。

不过,临打棍子之前,皇后以及诸多吃过王库儿馒头的贵人们特意吩咐执行的军士,要他们下手轻些,不要把王库儿打成重伤,也好彰显皇上“宽厚仁德”的圣君形象。执行军士遵循了贵人们的嘱咐,虽然结结实实打了王库儿一百杖,倒也没有让他就此残废或者吃太大的苦头,王库儿在家养个把月,又能活蹦乱跳地出来卖馒头了,只不过再也不能混进宫摆摊子就是。

经过这一番“哭笑不得”的遭遇后,王库儿在京师中可算是出了大名了,大家都知道他的馒头连宫里的娘娘们都吃过,皇上也知道他的名字;因此宫外的官员百姓们纷纷闻讯前来找王库儿卖馒头。王库儿因祸得福,生意比在皇宫里摆摊子时更好了,成为了京师内外闻名的“馒头王”,从此发家致富、娶妻生子、买房买地,走上了人生巅峰;如果他运气好的话,现在他的后人应该还住在北京城二环内,继续经营着祖宗的馒头产业呢。

而王库儿被打了屁股、赶出皇宫后,也不知道宫里的娘娘和王公们,日后会不会想念当初吃过的馒头,同时偷偷地派人到王库儿在宫外的摊子上,再买些馒头解解馋。

花了这么多篇幅,给大家详细介绍了小老百姓王库儿“皇宫中卖馒头”的奇葩事,其实就是为了引申出“平易近人、不拘小节”的惇郡王奕誴在这件事情中的关联和事迹: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前文说说的——王库儿在皇宫中卖馒头卖得和王公大臣们都熟悉了,某一次他生病了,连续几天没有出摊,某位吃惯了王库儿家馒头的王爷散朝后没买着馒头,心中很是想念,特地打听了王库儿的住址,还请了御医去给王库儿看病。这件事情,后来也被咸丰帝知道了。

虽然咸丰帝没有直接指明是哪一位王爷干出了这样有失身份、而且有“纡尊”、并有“玩忽职守”嫌疑的“懵逼”事情,但结合奕誴一直以来的大大咧咧、不拘小节、亲近底层的所作所为,可以断定,十有八九就是这位“不着四六”的五爷所为。虽然在百姓们眼中,奕誴这样做是平易近人、不摆架子,可在咸丰帝看来,老五简直是丢皇家的脸,更是不把自己“协理皇宫守卫”的职责当一回事,此举断不可轻纵!

所以,咸丰帝怒气迸发之下,在咸丰五年(1855年)三月,将办事不谨慎、而且“纡尊、失职”、败坏皇家脸面的五弟惇郡王奕誴革去全部职司,并降爵为贝勒,退出内廷行走,也就是说把奕誴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前前后后撸得一干二净,只留个贝勒空衔混口饭吃。

不光将五弟的职务、爵位统统革去,咸丰帝还别出心裁地降旨,命时年已经二十五岁的奕誴“回上书房读书、修身养性”;此时,奕誴连儿子都有了,居然又要返回上书房和一帮弟弟、堂弟、侄子、甚至侄孙们“之乎者也、子曰诗云”,不知在上书房度日如年的奕誴心里有没有懊恼,当初实在不该多吃了几个馒头就忘乎所以了。

不过咸丰帝和奕誴总归是亲兄弟,而且奕誴也没有什么确切的不法事情,最多只是“不谨、纡尊”罢了,在将奕誴革职、降爵,勒令他重读了一次书后,咸丰六年(1856年)正月,咸丰帝将奕誴恢复郡王爵位,并授命他继续参与銮仪禁卫事务。相信奕誴经过这次教训后,再也不会轻易放松应承担的责任,并且再也不想吃馒头了。

咸丰九年(1859年)三月,奕誴在一次外出时,突然有人拦路向他上告鸣冤,经过仔细询问,查明是江苏地方的的老百姓名叫陶徵钊,因为当地匪患猖獗、地方官吏不闻不问、放纵不管,无奈之下他只能赶到京师,向朝廷告御状。因为京师百姓都说“小五太爷”惇郡王平易近人、秉性随和,且愿意了解民间疾苦,并能向朝廷请命,敦促行善政于民间,所以陶徵钊才拦住奕誴,向他上告江苏地方的实情,请惇郡王怜悯百姓,向朝廷和皇上奏报,以求施行善政于江苏。

奕誴在了解到陶徵钊所说之事后,果然为之打抱不平,立即根据陶徵钊所述,写了份详细的奏折,陈述江苏地方所发生之事,第一时间就呈递了到咸丰帝面前;而咸丰帝对奕誴所呈递的奏折也十分重视(毕竟是地方民生吏治,关乎统治基础稳固,不是喝烧酒、吃羊肉、摆馒头摊之类的琐事),了解清楚事情经过后,马上下达谕旨至军机处,命军机大臣们迅速拿出应对方案,并派人赴江苏查办,勒令地方官员即刻出兵剿乱匪,还江苏百姓以太平(最终结果不论,起码态度还是很端正的)。

奕誴因为此事,在民间的口碑更加好,咸丰帝也改变了之前对奕誴的一些看法,认为这个弟弟还是很有侠义风范,关心民生,之后也不再轻视、疏远、戏谑他了。

咸丰十年(1860年),咸丰帝三十整寿,而奕誴也逢三十岁生日(兄弟俩出生只隔了六天),咸丰帝因此特别加恩给同年同月出生的弟弟,下谕旨给内阁:“本年朕三旬庆辰,兹届履端初吉,业经特沛恩纶,延厘中外;因念推恩之序,允宜首重昆仲,惇郡王奕誴,与朕同年同月生辰,著加恩晋封亲王,以示朕亲亲之情。”奕誴因此晋封为“惇亲王”。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咸丰帝在避暑山庄驾崩,皇长子载淳继位,即同治帝。因为奕誴是皇叔中最长者,所以垂帘听政的两宫皇太后以同治帝名义加恩给奕誴:“惇亲王系朕长叔,今后朝廷典仪,除大朝祭祀之外,其余谕旨并各司奏折,惇亲王可只书王号,均著毋庸称名。”(这个待遇,后来醇亲王、钟郡王、孚郡王也都享受了,不过奕誴是第一个得到的)。

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曾国藩的湘军攻克了江宁,南方平定,朝廷因此对各功臣酬庸、锡爵,赐以官禄。另外,宗室近支王公因属宗亲、谊关休戚,所以一并同被恩纶,各自记功、晋爵。同治帝的七叔醇郡王奕譞被加赏亲王衔,八叔钟郡王奕詥赏给纪功四次,将来立功时兑现,九叔孚郡王奕譓同样赏纪功四次。而皇叔中的最长者、惇亲王奕誴则被记功六次,同时其长子载濂封授不入八分镇国公(六叔恭亲王奕?是议政王并食亲王双俸,就不好再加赏了)。

同治四年(1865年),奕誴任宗人府宗令,成为皇室族长,当时两宫皇太后垂帘,就连恭亲王都要礼敬两宫,但奕誴却敢于和两宫(尤其是慈禧太后)硬顶,能在慈禧太后召见时,故意穿着小褂、把辫子盘在头顶,口里哼着小曲儿,以醉酒的姿态觐见,以此进谏皇太后不要沉迷于听戏,耽误国家大事。慈禧太后对这个混不吝的小叔子无可奈何,只得说:“五爷醉了!”然后让太监把他半扶半推出宫去,心里也明白奕誴“醉谏”之意,从此再也不公开听戏了。

虽然奕誴了解民间疾苦,敢于直谏,个性也趋向耿直,但他的学识才干确实不高(少年时就不爱读书),和几个兄弟相比,政治上的劣势很明显;因此,奕誴成年后就没有出任过比较重要的职务(王库儿之事影响太大),一般都是礼仪性质比较多的位置,比如宗人府、山陵使(给皇帝、皇太后修陵墓)、代皇帝祭祀等等,位高而权不重。

同治十一年(1872年),同治帝大婚,奕誴以皇叔之尊,被赐予“紫禁城乘四人肩舆”的特权,其亲王仪仗“加豹尾枪”,长子、同治帝堂兄载濂晋封辅国公。不过同时奕誴也被取消了“领侍卫内大臣排班”的资格,公开的旨意是“让皇叔好生将养、调理身体”,其实是大家(包括两宫皇太后、皇帝、军机大臣们)都不想让这个刺头王爷见天就到宫里来聒噪,干脆让他放长假、少进宫,大家落个清净。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阳历是1875年1月),年仅十九岁的同治帝驾崩,没有留下子嗣,因此两宫皇太后召集宗室近支王公及朝廷重臣们商议,要从近支子弟中挑选合适者继承皇位;以同治帝长叔惇亲王奕誴为首,包括恭亲王奕訢(其实是奕?为首)、醇亲王奕譞、孚郡王奕譓(钟郡王奕詥此时已去世)、御前大臣伯彦讷谟祜、奕劻、景寿等,都参与了这次紧急会议。

商议中,奕誴建议给同治帝立嗣从“溥字辈”近支子弟中挑选合适者为同治帝嗣子,承袭皇位;但一来两宫皇太后不愿就此升级为太皇太后(那样的话,新帝即位后,再度垂帘的就可能是同治帝的皇后阿鲁特氏,而不一定是同治帝的嫡母和生母了),二来宗室近支“溥字辈”(即道光帝的皇曾孙)人选确实不合适(当时道光帝已经出生、且在世的曾孙只有一个溥伦,而且其父载治还是过继给道光帝长子奕纬的嗣子,不是道光帝的真正血脉)。所以,在慈禧太后的反对下,奕誴的建议被否决。

最后,慈禧太后提出以醇亲王次子载湉过继给咸丰帝为嗣子,承袭咸丰帝之祀,成为同治帝宗法上的弟弟,以“兄终弟及”方式接替同治帝的皇位。在场的诸位王公大臣们慑于皇太后的威严和权势,都不敢提出异议,载湉最后被确定为嗣皇帝人选,入继咸丰帝,并承袭同治帝遗留下来的皇位,以明年为光绪元年,即光绪帝。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光绪帝继位后,加恩诸位叔父,其中惇亲王奕誴被赐“亲王双俸”。不过光绪元年(1875年)的时候,奕誴就被指派为普祥峪吉地(即慈安太后和慈禧太后的身后陵墓——定东陵)的监督大臣,到遵化去监修皇陵了。

此后十余年,奕誴几乎从朝堂之上隐身了,除了光绪五年(1879年)、定东陵竣工,奕誴以监督之功被再赐亲王双俸外,其他朝廷大事很少能见到奕誴的身影。光绪十三年(1887年),光绪帝在名义上亲政,赐皇叔奕誴“觐见免引”,不过此时奕誴身心俱老,已经不大能够率性而为、时不时进宫给皇太后、皇帝找些不痛快事情了。

光绪十五(1889年)正月十九,惇亲王奕誴因病去世,年五十九;光绪帝奉慈禧太后一起,到五叔(其实是五伯)奕誴的府中致祭、奠酒,追谥五叔为“惇勤亲王”;一生平易近人、不拘小节的“小五太爷”,终于走完了他不同凡响的人生历程。当时朝廷王公大臣都说惇亲王粗粗鄙不中绳墨,其实,他才是当之无愧的贤王。

胤禩与胤禟怎么死的,他们究竟葬在何处

先说说胤禩。

胤禩是康熙帝第八子,生母良妃卫氏,是满州正黄旗包衣人、内管领阿布鼐之女。

少时为胤禔母惠妃抚养,天资聪慧,自幼备受康熙喜爱,17岁的时候即被封为贝勒,是当时封爵皇子中最年轻的。

胤禩十五岁时就随着康熙远征葛尔丹,经常伴随康熙数次巡查各处。

胤禩文质彬彬,温和有礼,诸臣皆称其贤。康熙帝曾命其管理广善库,重建东岳庙,在太子胤礽初废时,康熙命他署理内务府总管。

争夺储位的诸位皇子中,胤禩声势最为盛大,除了老九允禟、老十胤俄等外,朝中重臣佟国维、马齐、鄂伦岱、揆叙、王鸿绪等,都是他的坚定支持者。

八阿哥非常善于笼络人心。康熙在的时候就说:

“乃若八阿哥之为人,诸臣奏称其贤。裕亲王存日,亦曾奏言:八阿哥心性好,不务矜夸。”

胤禩处处揣度圣意,因势利导,连结朝臣,将情况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引导。

康熙原本对太子胤礽期望最高,感情最深,但胤礽却因罪被圈禁。胤禩以为自已机会来临,就要当储君了,妄自尊大,以东宫自居,又更广结党羽,还收纳术士,藏于家中的密室。

胤禩的影响力和操作,引起康熙的忌惮和憎恶:“朕与胤禩父子之恩绝矣!”,认为胤禩“此人之险,实百倍于二阿哥也。”

康熙责胤禩:

“系辛者库贱妇所生,自幼心高阴险。听相面人张明德之言,遂大背臣道,觅人谋杀二阿哥,举国皆知。伊杀害二阿哥,未必念及朕躬也。朕前患病,诸大臣保奏八阿哥,朕甚无奈,将不可册立之胤礽放出,数载之内,极其郁闷。胤禩仍望遂其初念,与乱臣贼子结成党羽,密行险奸,谓朕年已老迈,岁月无多,及至不讳,伊曾为人所保,谁敢争执?遂自谓可保无虞矣。”

圣祖康熙的评判,彻底断绝了老八的进位之路,雍正坐收了鹬蚌相争的渔翁之利。

“皇太子允礽之废也,胤禩谋继立,世宗深憾之,胤禩亦知世宗憾之深也,居常怏怏。”

雍正初即位后,帝位尚不稳固,封胤禩为亲王。但胤禩了解雍正的为人,清楚自己的处境,对前来致贺的个说:“有什么可喜的?不知道哪一天死呢!”

雍正四年正月,雍正在西暖阁召集诸王大臣议定胤禩的罪状,说圣祖康熙在世时,胤禩曾经烧毀圣祖御批,还散布谣言说:“十月作乱,八佛被囚,军民怨新主”“内云灾祸下降,不信者即被瘟疫吐血而死等语”,等等。

议定胤禩共有罪状四十款,主要有:

欲谋杀胤礽,希图储位;与胤禵暗蓄刺客,谋为不轨;诡托矫廉,用胤禟之财收买人心;擅自销毁圣祖朱批折子,悖逆不敬;晋封亲王,出言怨诽;蒙恩委任,挟私怀诈,遇事播弄;庇护私人,谋集党羽,逆理昏乱,肆意刑赏;含刀发誓,显系诅咒;拘禁宗人府,全无恐惧,反有不愿全尸之语。

雍正称其为“凶恶之性,古今罕闻”。一纸诏令,铁板钉钉,胤禩一生就此盖棺定论。

雍正革去了胤禩黄带子,改为民王非宗室的王,后又削去了王爵,交宗人府圈禁高墙。

“有以地圈者,高墙固之。有以屋圈者,一室之外,不能移步。有坐圈者,接膝而坐,莫能举足。有立圈者,四围并肩而立,更番迭换,罪人居中,不数日委顿不支矣。”

雍正的又把胤禩改名为“阿其那”,其子弘旺为“菩萨保”。

胤禩被拘,知道自己不可能“全尸”而终,“及看守之日,向太监云:我向来每餐止饭一碗,今加二碗,我所断不愿全尸,必见杀而后已。”

九月,八阿哥胤禩死在宗人府,肯定是非正常死亡了。

乾隆年间,乾隆皇帝才下诏将胤禩以公礼迁葬于北京西郊海淀,并设立了几个看坟户。看坟户的后代不断繁衍,逐渐形成了一个小村落。胤禩排行第八,以公礼安葬,所以他的园寝被称之为八大公坟,村名也就叫八大公村。

再说说皇九子胤禟。

胤禟生于康熙二十二年,生母是宜妃郭络罗氏。

胤禟年幼时曾患耳痈感染,高烧昏迷。意大利籍传教士卢依道,精通外科,奉诏救治胤禟痊愈。因此胤禟对欧洲人颇有好感,始终厚待供职清廷的葡萄牙籍传教士穆景远,视之为心腹。胤禟能从事战车式样设计,还会以拉丁文字母拼写满文,传递消息。

胤禟少年英武,首次出猎,就猎获了两头鹿。另一次行围中,胤禟又射杀了一只虎仔,获得康熙的赞扬。

胤禟自幼受教育严格系统,学习了一些西方科学知识。

康熙四十七年,康熙帝责备胤禩,胤禟为胤禩保奏,令康熙帝非常生气。

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康熙帝由塞外返京途中,废黜皇太子胤礽。胤禟与其他在京皇子,奉召赶赴行在。

返京后,胤禔与胤禛共同看守胤礽。胤禟向胤禛建言:“此事关系得大,似乎应该上奏。”胤禛也同意了。于是,胤禔与胤禛共同奏告。康熙帝听罢称赞:“你们奏的是。”下令将胤礽颈上铁锁解去。

其他皇子也随同而往,却观望不语,唯有胤禟不计利害,直言上奏。

九月下旬,领侍卫内大臣等会审相面人张明德谋欲行刺皇太子案。康熙帝召诸皇子入乾清宫,责备胤禩妄蓄大志,勾结党羽,图谋太子,下令将胤禩锁拿。胤禟认为胤禩被冤,与胤禵一起为之保奏。康熙帝斥其为“梁山泊的义气”,并打了胤禟两个耳光。

胤禩被锁拿,胤禟与胤禵怀藏毒药,携带锁铐,随行伴同,以示同患难。

而后,皇长子胤禔因魇镇废太子胤礽被圈禁,胤禩则复封多罗贝勒,不久又由全体朝臣一致保举为皇太子,却被康熙帝断然否决。

太子胤礽被废之后,胤禟施展善于结交的才能,为胤禩拉人马,增加支持者,扩充集团实力,还替胤禩、胤禵等人“使钱”,有求必应。胤禩常召术士到家中,每次都由胤禟支给银两,以示酬谢。胤禩结交广众,开销颇大,胤禟常常送去银两。

康熙五十年底,胤禩的生母良妃卫氏病故。治丧期间,胤禟与胤禵、胤俄每天轮班送饭,大摆筵席。胤禟曾邀胤禛一同给胤禩送饭,但遭到了胤禛的拒绝。

康熙五十七年,十四阿哥胤禵西征出发前,已得胤禟赠银10000两。胤禵启行前,反复叮嘱胤禟:皇父但有欠安,尽早捎信告知。胤禟让亲信太监姚子孝传递彼此信息。

康熙帝驾崩,为胤禟所看好的胤禩、胤禵都失败了,胤禛出人意料地继承皇位,胤禟开始遭到逐步升级的打压。

雍正元年,胤禟被发遣西宁,数请缓行,未准。派往军前效力的宗室赖士,参奏驻防都统图腊、副都统鄂三与下属人员

“诽谤圣躬,捏造拘拿诸大臣,凌逼众阿哥,纵恣隆科多,年羹尧擅权等话。”

胤禟从驻地秘密与胤禵、胤俄等人通信,信中有机会已失,追悔无及之语。胤俄却没有按照事前约定,阅后烧毁信札。雍正二年,胤俄府邸被查抄,此信被发现。

雍正三年初,雍正帝以胤禟纵容下人,骚扰民间为由,命都统楚宗前往约束。胤禟得知楚宗抵达,未照接待钦差大臣之例,出迎请安。雍正帝得闻,怒不可遏。

胤禟获罪以后,嫡福晋董鄂氏与长子弘晸均被禁锢。弘晸被拘禁50多年,至乾隆四十三年方被释放。

雍正四年正月,胤禟被革除黄带子,削除宗籍。三月,其名被雍正改为塞思黑,他的儿子们也被分别改名。

四月,胤禟身缚三条铁锁,由楚宗等押解赴京。一路“无改悔戒谨之意,谈笑如常”。途中还遭到了李绂的殴打。

被押入了四面加砌高墙,重兵把守的囚室,胤禟要求直隶总督李绂及楚宗等人代其陈奏,均遭拒绝。又向看守索要桌子一张,也未给予。

雍正帝特降旨李绂:

“除下贱饮食”外,“一切笔、墨、床、帐、书、字、便冰一块,汤一盏”,亦不得给予。

时值酷暑,墙高房小,胤禟铁锁在身,手足拘禁,时常陷入昏迷,其家人用冷水喷渍,逾时方醒。但不久后,跟随而来的四个家人就被隔离关押,无法照顾胤禟了。

六月,诸王大臣议奏其罪状28条,内有行止恶乱,希图储位,夺据各处贸易,贪得无厌等项,谕令颁示中外。

三个月后,胤禟死去。

胤禟葬在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史书上没有记载他的葬处,只说他被幽禁致死。

据胤禩之子弘旺所说,老九胤禟是葬于东便门外,但这个范围就比较大了。而清东陵也有个东便门,是个二郎庙,不像是个葬地。如果说是门外,难道是对面的山岗上?也无法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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